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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澳大利亞史話9】第三部分 囚犯流放地 (1788 – 1850)

來源: 作者:平民 時間:2019-03-21 14:33:39 點擊:

13.愛爾蘭人

1788年,有一批共126名愛爾蘭囚犯,被送到加拿大。航海途中四周,活下來僅有80人。有些人被放到要塞。有些人便被送到悉尼。

較正式有規模送到悉尼的第一批愛爾蘭囚犯,發生在 1791年9月。共有133男犯,22女犯。其中有個都柏林男孩11歲。自此之后,到1853年,有26,500(一說50,000)愛爾蘭囚犯送到澳洲。政治犯占10%。

其后,大量自由民或資助移民進入。1891年,愛爾蘭人口高達22.8萬。到1947年下降為44,813人。來自中原地區移民比其國內有較高文化和技藝,有不少律師醫生職業人士。1949年后,專業人士移民為主,就業率高。他們與天主教聯系,特別重視教育,強調一種自我獨立文化意識,對澳洲文化生活和個性形成有極大影響,如反對那些早已建立的等級和權威,傾向于挑戰和不滿,進行激進的政治活動,與工黨聯系多于自由黨。

早年信仰天主教徒的愛爾蘭囚犯,有三分之二被判偷盜罪。有些并無經過審訊便被判刑。一些街頭流浪女子也送來。目的讓她們到這里找人結婚成家。

除政治犯,個別“重罪”犯很特別。愛爾蘭流行“拐女俱樂部”。他們請人蒙面專門綁架未婚的女繼承人,造成真結婚事實 。帶回家后,逼迫監護人交出繼承財產權。當時天主教堅持不許離婚原則,若犯離婚罪甚于強奸罪。因而,無形中縱容了這類以“婚姻”綁架索財風氣。

有位當地很有名望紳士海斯(Sir Henry Browne Hayes) 就犯這類拐女罪。妻子去世后,留下幾個孩子。他可以合法再婚,卻別有圖謀,參與拐騙,企圖獲得女繼承人兩萬英鎊。

事敗露后,女子逃“家”,他本人害怕壞事卻躲避起來。事后幾年,他還是被發現。 1802年,他被判罪后遣送到悉尼。不久釋放后,他參與愛爾蘭人的事務。做過兩件事,值得后人贊揚。創辦“共濟會”(1803)和建蓋“河景房”(Vaucluse  House)。

河景房成歷史文化遺產。其房周邊,用進口的五百噸愛爾蘭草皮鋪地,目的是防止毒蛇入侵。這些毒蛇曾一度為害,引起當地居民恐懼不安。現今悉尼有以此屋地為名的郊區。導游帶游客來,會說故事,草皮確起作用,真靈驗。草皮成愛爾蘭人帶來澳洲一大寶物。家家草地,美化了大地。

14.政治犯

愛爾蘭人有倔強不屈性格。他們因堅信天主教而不順從英國國教而備受迫害。英國在1534年前都是天主教。僅因天主教皇不同意國王亨利八世離婚而娶新人,一氣之下,國王下令立英國教為國教,進而壓迫天主教。

壓迫事實十分公開。天主教信仰者,禁止加入政府公職,禁止到國教堂參加活動。愛爾蘭的天主教徒,比英其地方教徒更受歧視。他們有“三不能”,不能有農場馬的價值超過五英鎊,怕其發展潛力;不能領養孤兒,怕其沾污血緣;不能如同新教徒一樣,把土地傳給大兒子,怕其發展為大地主。他們必須分給每個孩子,以大化小。

英國還規定,其所建教堂,必須用木結構,以便發現有違規惑眾行為,容易一把火燒掉。

愛爾蘭十八世紀末期,仍處在封建社會。大地主多是英國國教者,而農奴都是天主教徒。天主教家庭,一般孩子貧窮,缺少教育。許多少男少女從小流落街頭,成為小偷或妓女。他們貧窮、干農活的背景,到殖民地后,比那些英國城里囚犯自力更生能力強,處處顯出吃苦能干的特點。這導致英政府后來多資助愛爾蘭人移民,解決勞工短缺問題。

與一般的農場工囚犯不同,愛爾蘭政治囚犯,也被送到澳洲。這些愛爾蘭人骨子里有反叛精神,尤其不滿被英貴族統治欺壓,更想能在新地方徹底改變英國統治下的澳洲現狀。美國獨立戰爭(1776)、法國大革命(1789),提倡“自由、平等、博愛”,這些對他們有直接啟迪思想解放作用,而對英國貴族等級制時時構成威脅沖擊。

愛爾蘭人于1798年爆發過大規模反英起義,爭取民族獨立。針對 “橘色幫”燒天主教堂,民間早有愛爾蘭“褐色幫”對抗。為有別于那些穿橘色領衣的人,他們以卷波浪發型(Croppies) 針鋒相對。

當英軍隨時逮捕人時,他們略施小計,把捉到的英國軍人弄成卷發后釋放回去,以羞其辱。

有組織的愛爾蘭團結會(The United Irishmen) ,看不上這些小動作,要大革命,得到發型高雅的法國軍人支持。法國一支1,000人部隊給予起義支援。然而,暴動不幸很快被英國軍隊平息。

15.囚犯出逃

有些革命黨人與他們的神父,隨即被押送到悉尼邊的帕拉瑪塔和遠處的諾福克島。有些人以留面頰長毛,作為其政治抗議形式之一,直到獲得自由返回愛爾蘭。這有點近似晚清漢人留發與割發的生死自由之爭。

愛爾蘭人可能是澳洲最早加入“叢林幫”的先驅。1791年11月,有一個團體21人(其中一女)企圖逃到中國。他們以紙殼制作指南針,認為朝北走150公里后,就能到達設想的中國。中國竟成為他們自由的希望。這是當今愛國者怎么想像愛爾蘭愛中國都不會有的夢,何況這是發生在兩百年前的事。

然而,不論怎么走,要么到懸崖、見海洋,要么遇土著、中矛槍。這些到“中國游客”被官員找到后,光著身。因常吃毒果莓,已饑餓困乏,躺倒無力。究其所走范圍還未超過26英里。

1798年,另一隊囚犯,有計劃也有計算,只要朝悉尼西南方向走322公里,可以到達一個“新世界”。亨特總督知道后,避免生命無辜,干脆提供各種方便,配給一名士兵,讓有些叢林經驗的原囚犯維爾遜(John Wilson,-1800)領隊。

這位“野白兔”是隨第一船隊來的。因偷竊九碼絨布判七年。釋放后,他過著流浪生活,與原住民交朋友。期間十五年,繞悉尼走過160公里范圍。時常被政府雇用探險。晚年因搶土著女子而被其部落族人殺害。

在他帶隊下,沒多久,逃亡者疲憊,紛紛要求“回家”。這可能是唯有澳洲才發生的奇事,政府資助犯人逃亡。

逃犯終于意識到,悉尼澳洲這是個無可逃亡之地。既然資源豐裕,土地致富,還是選擇早安心早改過,早早安家落戶扎根為上策。澳洲大地確有人生希望,發展前途無量。

不同于早年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法國在太平洋建殖民地,教會牧師能跟隨團隊一起前往,而英國第一船隊雖有英牧師前來,政府更關注建囚犯基地,而非興趣于解救靈魂。其后,考慮社會結構和道德化需要,才開始歡迎英國教和天主教(1791)團隊組織前來教化。

16.卡斯爾山暴動

1801年,英國與愛爾蘭合并。盡管不同教會之間關系,不斷有所緩和協調,有些頑固的愛爾蘭人卻不愿屈從,策劃了1803年革命。此舉應與法國拿破侖戰爭(1803-1815)直接聯系。因為法國一直與英國死對頭。

雖隔海隔山,消息遲來還是能接受。澳洲的愛爾蘭囚犯自然受母國愛國英雄主義影響,籌劃行動,聲援革命。

1804年3月4日,坎寧安(Philip Cunningham),一個原愛爾蘭團結會的艦長,帶領220名囚犯,高喊“不自由寧可死”口號,從悉尼西北部勞動營“卡斯爾山”(Castle Hill) 聚眾,攻擊政府農場,搶奪武器。計劃安排打到帕拉瑪塔,在政府門前種上自由樹,奪船只后乘船返回愛爾蘭。

新軍部駐此地區軍人不多,僅有29名士兵,67名文職人員。面對聚集已達三百人的反叛,英指揮官耍計謀,向叛軍頭目打出停戰旗號,求和談。

愛爾蘭人上當后,立即抓捕。有些人負隅頑抗。15人(一說17人或24人)在激戰中擊斃。

頭領坎寧安受傷被捕。第二天公審后上絞刑架。其余反叛者被送到一個管制更嚴的新建囚犯地,悉尼北部的紐卡斯爾,在那里從事挖煤干苦力活。

這是愛爾蘭人在澳洲第一次揭竿而起,作為囚犯要求人身自由。“卡斯爾山”谷之音很快就沉寂下來。五十年后,他們作為自由移民代表,要求社會公正平等。金礦區“尤力克”(Eureka Stockade)一直回響他們要求澳洲脫英獨立的共和之聲。

如何處理愛爾蘭囚犯反叛,正是第三位總督金(Philip King,1758-1808)的任務。正處在其任期六年(1800-1806)的中后期。與前任一樣,他也是第一船隊人。官官相護。他一直主管諾福克島囚犯基地,隨后到悉尼接任總督。

有傳記說他是個“家庭人”。其熱愛澳洲,可從他給早先給兩個兒子起名“諾福克”和“悉尼”可見。妻子曾是囚犯。兩人沒辦結婚證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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